營改增棋至中局 調動地方積極性是關鍵
醞釀已久的營改增終于要全面鋪開了！2016年3月18日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，部署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。此前全國兩會上，總理已在政府報告中明確提出，從2016年5月1日起，建筑業、房地產業、金融業、生活服務業4個行業全面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，并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范圍，確保稅負只減不增。
一直在討論營改增，那么到底什么是營改增呢？要弄清楚營改增，還需要分別看下營業稅和增值稅是什么。營業稅，是對在中國境內提供應稅勞務、轉讓無形資產或銷售不動產的單位和個人，就其所取得的營業額征收的一種稅。增值稅，是以商品(含應稅勞務)在流轉過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作為計稅依據而征收的一種流轉稅。所謂營改增，就是將以前繳納營業稅的應稅項目，改成繳納增值稅，允許進項抵扣，僅對增值部分納稅。
因此，顯而易見，營改增有利于減少重復征稅，降低企業成本和稅收成本。“減稅”則是營改增重要也是根本標志之一。一直以來，李克強強調加大以簡政放權減稅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改革，而營改增也是供給側改革不懼阻力、全力推進的標志。
從經濟學視角來講，減稅則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標志之一，積極的財政政策被視為2016年應對經濟下行、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舉措。長期以來，寬松的貨幣政策被認為是應對金融危機的良藥，但任何藥劑，用多了后其效應就會遞減。現如今，貨幣政策已經到了“強弩之末”，目前，盡管全球各大經濟體實行了數次的貨幣寬松，甚至不惜多次采用負利率政策，而經濟低迷的現狀仍然得不到根本改觀就是例證。在此背景下，財政政策應該唱主角的論調再次響起。
中國進行的供給側改革也寄望于積極的財政政策，營改增能夠減少企業成本，增加就業機會，也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寬松空間。過去，企業不能從銷售產品的銷項增值稅中進行抵扣，這種重復征稅既加大了企業負擔，也不利于激勵企業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換代。而營改增通過減少企業稅負進而減少企業成本，讓企業有多余的資本去創新，有利于產業升級，而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應有之義。
實際上，營改增已經醞釀已久，也試點了幾年，之所以沒有很快執行，與高層自上而下的改革運用的模式有關。我國每實行一個新政策，一般將會找幾個試點來推行，如果成功，可以擴大試點，進而全面推廣，如果失敗，則會把損失減少到最低，同時也節省了時間成本。
2012年1月1日在上海啟動試點，到目前營改增已經試點了4年。而這期間，營改增曾在一段時間暫緩，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原來營業稅是地方財政收入，但增值稅則是中央和地方共享。實行營改增在一定程度上，減少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，經濟下行壓力下，會給本已經捉襟見肘的地方政府財政雪上加霜。
之所以又開始推進，正如上文所說，營改增的繼續推進，表明了中央改革的決心與定力，同時也表明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打造升級版經濟已經刻不容緩。
當然，正如前文所說，營改增也是好處多多。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頭戲，營改增今年預計將減輕企業稅負6000多億元，尤其對企業而言，則是減輕負擔的實實在在的利好政策，對增強企業信心，進而增強民眾對整個經濟改革的信心大有裨益。
另外，營改增的減稅效果，對服務業明顯，對中小微企業明顯，而這正是就業最大的容納器。就業民生因而成為營改增改革效應最突出的領域，而保證就業則是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最關鍵助力，也是衡量執政者政策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。在一定程度上來說，充分就業為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提供了寬松的政策空間。
再者，營改增改革的推進，將會倒推企業改革與創新，對于過去企業不完善的運行機制將是很大的制約，有利于營造更加公平的企業經營環境，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更加健全的市場機制。
營改增表面上看是一項稅制改革，跟我們老百姓可能關系不大，但事實正好相反，營改增改革關系到我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，比如，民眾買不滿兩年二手房稅負降低，北京300萬元房子少繳7000元稅。這些將直接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成本，從而帶來消費品價格隨之降低，對穩定物價產生積極影響，企業稅負變少了，成本降低了，將會有利于提高整個企業的調集資金改善產品質量以及服務的能力，從側面也表明居民收入提高了，消費能力提高了，有利于整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。
還需要注意到的是，增值稅在國際上受到廣泛歡迎，也是世界普遍實行的稅種之一，中國實行營改增正是為了接軌世界的要求，更好地融入到全球金融經濟貿易規則中，有效回應國際上有關中國不遵守國際行為準則的片面言論，樹立良好國際聲譽和形象。進而助力企業走出去，給周邊國家信心，推動中國“一帶一路”的順利進行。
但凡改革都會有陣痛，營改增也不例外。在改革過程中，尤其要充分調動地方積極性，因為，營改增唱主角的還是地方政府。營改增勢必要“分流”掉地方政府稅收，沖擊到地方政府的利益，因此，要在改革央地稅收分成比例的同時，更要注重地方政府“開源節流”，完善地方稅種體系，“開發”并推進地方稅種，比如，房產稅、環境稅等等。